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本土创投为何聚集于深圳？它们到底有什么独特战法？在过往十年中又经历一番怎样的死去活来？
1999年，受命组建湖南电广传媒旗下投资公司的刘昼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北京，还是深圳。到底把总部设在哪里？
北京是首都，也是金融和科技中心，各方面的便利条件自不必说，电广传媒已经专门派人看好了东方广场的写字楼。但时任电广传媒总裁助理的刘昼内心里却更倾向于深圳，因为后者是中国改革的桥头堡，毗邻香港、市场化程度高，而且未来的创业板很可能设在这里。
两相比较依旧难做决断，刘昼最后请了一位懂周易的高人来指教。这位朋友按照金木水火土的风水之法算了一卦，结论是南方旺财。这正好暗合刘昼的心愿，于是达晨创业投资公司（下文简称：达晨）最终扎营深圳。
不过，大师虽然算中了结果，却没有说破过程。到2004-2005年中国股市最低迷的时候，由于创业板迟迟未开，达晨的报表上年年都是亏损。母公司电广传媒已经通过决议，要把公司全部撤掉，只留一两个人回长沙看“摊子”。好在董事长最后否决了。
恰恰也在这个时间点上，深圳创新投资集团（下文简称：深创投）的第四任董事长靳海涛走马上任。当时，这家深圳最大的国有背景投资公司已经被市政府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注册资本金才16亿元，而外面“漂”着的就高达16亿多(因为委托理财等原因收不回来)，早期投资的公司也找不到退出通道。
再黑暗的隧道也总有尽头。2005年底中国股市启动股权分置改革，2006年中小板开启，到了2008年，深创投和达晨分列中国创投50强之首和第八名（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风头压过了很多老牌外资VC。
今天，以深圳为大本营的创投机构已经逾200家，而占据了全国1/3的份额。在日前公布的创业板首批108家申报企业名单中，有深圳创投参与投资就超过30家，其中深创投和达晨各有8家之多。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深圳？而不是北京或者上海，诞生了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一群本土创投？
在经历过十年的死去活来后，它们究竟进化成了什么样的商业动物？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幕后控局？凡是见到过这些控局者的人，都会发现他们和媒体报道中的大牌投资人形象，完全划不上等号。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具备一个好VC应该有的“贪婪和冷酷”，也许他们还多一点点“善良”。
最后一个问题，在诸多制度差异的背景下，它们中间有无可能会出现中国的KPCB、红杉、德丰杰？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像凯雷一样的资本巨人？
群狼战术
两年前，达晨创投看中了一个广东清远的农业项目，反反复复考察谈价，马上就要投了，却被一家大牌外资机构高价抢走。对方放话，只要是达晨看好的项目肯定没错。
董事长刘昼对此并不后悔。“我只出到8倍，人家出到了12倍P/E。外资就是这个风格，他只看方向，方向对了成本高点也没关系。我们既要方向对，也得成本合适。投资比到最后，比的是耐力和适应力。”
“用外资的眼光看项目，用内资的手法做项目”。这是达晨执行总裁肖冰总结出来的，也可以看成是整个深圳本土创投共同的投资理念。
“中国的国情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个是这么大的内需市场；这都决定了不能完全把外资的方法硬梆梆地照搬过来。我们一是要结合中国国情找方向，第二就是做项目的过程当中比较计较价格成本。”刘昼对《创业家》采访时解释道。他自称直到三年前，才真正从不断犯错和纠错的过程中理清思路。
态度谦和、外表憨厚的刘昼非常推崇华为的“狼文化”，这一文化在达晨被细化为群狼战术。而深圳另一家民营创投公司的总裁陈玮也指出，“中国创投的文化应该是狼性的”。
首先是在猎物的选择上，深圳本土创投与外资创投大相径庭。在刘昼看来，外资青睐的原创性高科技在中国几乎不存在。所以，在华的外资VC瞄准的大都是以新模式取胜的企业，他们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少数几个地方，互联网、新媒体、新能源和连锁消费业等领域。而深圳本土创投，更青睐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传统企业和以拉动中国内需消费为主的项目。，投资范围遍及全国。
“外资胃口大，他们做虚拟经济的多，做的是一分钱要赚一块钱，我们是一分钱赚一毛钱也投了。”福建圣农是达晨于2006年投资的案子。今年8月，福建圣农上市后，达晨有可能获得十倍左右的回报。但显然，这与分众、百度等数十上百倍的回报难以相提并论。
“我们是靠汗水赚来的钱，他们是靠脑袋赚来的钱。我们也羡慕他们。但我们这个策略，可能在中国本土里面投资机会多一点，中国大部分的土壤还是做实体经济居多。我们的模式可以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生存下来，所以才会这么漫天地铺下这个网。”深创投总裁李万寿称。据公开数据，2008年，仅深创投一家投的项目就占到了全国风险投资项目的近10%。
而外资VC可选择的面相对较窄，只能在少数一些大城市有投资机会。而且他们的竞争集中度比较高，会出现很多基金抢一个项目的情况，所以价格也高。
只要发现合适的对象，深圳本土创投会保持足够的耐心。为了投资江西的煌上煌食品公司，达晨的投资总监傅哲宽足足跟踪了三年。对方是家族企业，开始是不想上市，然后做交流、培训，慢慢鼓励他上市，最后终成眷属。
即使只剩最后一击，也要仔细观察，提防陷阱。达晨的每一个项目，都要通过投委会、董事会等七重关口，层层把关，董事长拥有最后的一票否决权。
就像是一群狼围绕着一个猎物，达晨规定风险控制人员必须要在企业待三天以上，除此以外，财务总监、营销总监、项目经理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做全方位的尽职调查，互相牵制、环环相扣。“如果经过这么多关这个项目还能看走眼，那一定是个小概率事件了。”刘昼说，“ITAT什么的也找过我们，都被这七关挡在门外了。这个模式在中国国情里面是最实用的。”即使在这两年市场最疯狂的时候，深创投、达晨的平均投资P/E也紧紧控制在10倍以内。
此外，在每个项目最终拍板之前，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刘昼都要亲自和创始人见面，“我自己要去跟人接触，不看别的，只看人。”通过此前的层层筛选，企业和行业本身的状况都已了如指掌，刘昼需要知道的只是创业者是不是符合他心目中的那个标准。
“我偏好的人，首先要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要有激情，我们投资的一些民族品牌，我们甚至为他们的理想所感动；第二就是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公司发展战略思维，不能是今天搞到哪儿就干到哪儿；第三就是勤奋、好学。”
当然，分层决策的制度在大大降低了投错人的危险的同时，也降低了决策效率。相对于传说中熊晓鸽从17楼走到19楼就能做一个投资决策的速度(当然这也只是非常个别的现象)，达晨从项目上报到最终做出决定，往往需要三个月左右。而深创投的链条甚至更长。
几家一起抢案子的事情，在深圳并不多见。相反，联合出手、分工协作被视为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同洲电子上市是深圳本土创投最早的一个成功退出的案子，就是深创投、达晨创投、产学研以及深圳高新投四家联合投资的。“当时其实是创新投先看到的，但因为我们是广电背景，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来牵头也可以，我们后来反而投得多一点，”肖冰回忆说。在文化传媒和现代农业领域，往往是达晨领投。而在高科技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又常常是深创投冲在前面。
狼性文化的最后一点，就是只有头狼没有明星。达晨强调的始终是团队精神，不鼓励个人英雄主义。因此，立志做投资界明星的，恐怕要绕行深圳。
进化
今年6月，卢振威不再担任深圳招商局科技的总经理，仅仅保留董事的职位。
他将负责筹备运作一个新的基金。因为招商局集团对于这个全资子公司有了新的想法，未来要向“LP+GP”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招商局科技除了用集团自己的钱做直接投资以外，可能要参与和发行越来越多的新基金。
这并不奇怪，招商局集团可能是中国最市场化的国企。30年前，袁庚一手塑造了这家企业开放和创新的基因。也把这种基因带给了深圳。
卢振威主导的招商局科技，从1999年成立到2004年这段时间，一直扮演的是个“跟投者”的角色，跟着IDG、软银赛富等这些中国最著名的外资VC，看它们怎么选项目，怎么管理，怎么提供资本和产业上的服务。现在他可以“出师”了。
有意思的是，相比北京的联想创投、上海的联创投资，深圳的这一群本土创投并非不折不扣的“好学生”。在2005年之后，它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今天，在深圳、在珠三角甚至整个内陆地区，深圳的这群本土创投已经拥有了明显的话语主导权。
他们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为什么外资VC在深圳难成气候？这个小圈子已经长期的形成了，比如刘总和东方富海的陈玮没事就在一起混的。而且也有很难融合的文化差异，外资下班了可能就直奔酒吧，我们就喜欢去喝喝茶。”达晨创投的执行总裁肖冰称。
在接受《创业家》采访的过程中，腾讯、比亚迪、迈瑞这几家深圳近十年来最成功的企业是这些“土狼”最经常提及的公司名字。因为，这里面没有一家有深圳本土创投的参与。所以，没人敢说自己成功了。
如果说，华为已经是从一只中国的“土狼”进化为全球怒吼的“狮子”。那么，深圳的本土创投还仅仅处于“土狼”的阶段。
事实上，对于深圳本土创投最尖锐的批评者来自他们内部。深圳创投同业公会的秘书王守仁，圈内人称“王老”，年近七十，烟不离手，说话比烟还冲。
在聚合深圳各家创投、争取共同利益方面，他坚持不懈。而面对创业板的难产、同行的纠葛纷争，又着急上火。
虽然看起来有点像是小孩子脾气，但王守仁是除靳海涛外，另一个让厉伟最佩服的人：“他敢跟政府领导叫板，你敢么？一般人到这把年纪早去享清福了，有几个人能这么拼命？”
在一些知情人士看来，国有的深创投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市政府最初对它的模式设计。时任深圳市长李子彬说过四句话：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管理靠拢。而且政府不塞项目、也不塞管理，立足深圳、面向全国。在其激励制度的设计上，还参考了不少IDG全球副总裁熊晓鸽的建议。
“所以，今天才会有深创投这个品牌，而不是上创投、北创投”，一位当事人指出。
但今时今日，深圳在营造股权投资环境方面已经落后于上海、北京、天津。它们都在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打造“股权投资之都”。而深圳连自己的政府引导基金，到现在还迟迟难产。
作为深圳本土创投的“头狼”，深创投的未来改革对整个行业举足轻重。
眼下，深创投正在进行增资扩股，把国有股份的比例降下来，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进来，把注册资本金再扩充10亿以上。
在靳看来，近期内，深创投的理想规模是180人左右的规模，300亿人民币的投资能力。但他还要坚持公司制。就是因为外资VC惯用的有限合伙制，有助于打造个体明星，却不能使机构本身成为巨人。有限合伙制企业不能上市。而且纯做VC或者PE，都很难扩张。除非拓展出更多的业务，打造更大的平台；
那么，靳海涛心目中的巨人又是怎样，不是凯雷，也不是黑石。他更倾向于将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设为目标。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将各地的引导基金发展为一个个小巨人，组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巨人；另外就是打造一个基金平台，平台之上的基金管理业务都和VC/PE业务密切结合，比如发展高科技产品运营基金和租赁基金等等。
显然，第二种方案更符合他的心意，因为基金管理业务可以有较为稳定的收益，如果创新投上市，这将是个明显的优势。但上市一事还远没有被写入其规划。在靳看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现在的打法还有很多跟上市公司的要求相冲突”。
在他的任期内，他不希望有任何重大闪失。
文章来源：2009年10月 《创业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