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投资就是从众多小妖怪里面找出为数不多的妖精来重点培养。”这是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厉伟投身风投行业十年沉浮后，总结出来的心得。问题是，找出来的妖精可能是孙悟空，也可能是白骨精。
十年间，厉伟一度面临千金散尽却颗粒无收的窘境，如今，他投资的同洲电子、A8音乐等多家企业已成功上市，财富和鲜花同时而来。
厉伟的深港产学研公司是深圳这块创新土壤上的产物，也是十年前那一拨风投热中所剩无几的硕果之一。在首批报会的108家创业板申报企业中，深圳本地创投企业如深圳创新投、达晨创投、深港产学研、招商局科技等就参与投资了超过30家创业板申报企业。这些创投公司无疑是创业板的最大赢家。
消逝的001
厉伟是深圳最早一批靠炒股票致富的人，很可能也是深圳最早一批投身于风险投资的人。他的父亲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松禾资本董事长、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罗飞跟厉伟是北京大学的校友，有着近二十年的交情。回忆起深港产学研公司的成立，罗飞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时是深圳举行了第一届高交会，业界都在呼唤科技板，我和厉伟就一起成立了深港产学研公司，注册资本1.5亿元，都是民间资金。”
“当时深圳有一两百家创投公司，可以说是各路神仙，有点嗅觉的都来了。”罗飞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从南到北都被一个“炒”字裹挟，炒地皮、炒股票、甚至炒墓地，创投也难逃一个“炒”字，许多人都是抱着捞一把的心态进入创投领域的。
“1999年到2000年间国内成立了好几百家风投企业，有上市公司背景的、民间资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来的资金都有。大家都是第一次做，摸着石头过河。”达晨创投的一位高层说。
一位经历过那个时期风投热的人士笑称，十年前只要企业自己宣称能够上市，创投往往就是请企业开个价，计算完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差价后，就投资了。
2000年，深圳市政府推荐了23家预选企业上创业板。这23家企业自然就成为风投企业打破头争抢的“香饽饽”。
“这23家内定上创业板的企业，大家都在抢，价格也高得离谱。”上述那位达晨创投高层说，“最关键的不是价格问题，而是人脉关系，有的企业你就算出价再高也投不了。”
深港产学研就投资了这个名单中的好几家企业。“公司1.5亿元资金基本都投出去了，除了名单上的企业，我们还投了一些企业，一共20多家。”罗飞说。
当年被称为“创业板001”的是在国内外声望都很高的科华生物。早在1999年，这家公司的净利润已经高达5000万元，股东中有境外著名风险投资公司和境内知名高校背景的投资公司，深港产学研也投了一笔钱在里面。
深圳市政府当时在高新区黄金区域为科华生物划拨200亩土地，准备按美国FDA标准建设国内最大的生物制药厂。在净资产不足2亿的情形下，科华生物投资1亿元建设了五星级研发大楼，用近亿元进口国外生产设备，原计划靠上市融资还债。
万事俱备，东风却一直未到。创业板杳无音讯，该公司原计划靠上市融资还贷的方案也因此无法实施。加上公司新产品迟迟未能上市，业绩大幅滑坡，如今园区内已是杂草丛生。
新戏的开始
科华生物并不是孤例。
2000年，深港产学研还在北京投了一家做消费评价的互联网公司，投资总额100万美金，一年后该公司倒闭，清算时深港产学研只拿回价值5万元的电脑设备，变卖后到手只有1万多元。
“现在想来，这个名单里的企业来源复杂，并不代表成功的概率，只能说明政府支持的态度。”罗飞说，“当时我们投了20多家公司，那个时候的投资标准比现在要朦胧，没有什么标准。”
钱全部投出去后，厉伟和罗飞开始了漫长而绝望的等待。“2003、2004年的时候有点看不到希望，有股东想要退出，我们也想过很多办法。这种情况一直到同洲电子在中小板上市才改变。”
2006年6月27日，同洲电子在中小板上市，深港产学研的几百万投资获得了30倍的投资收益。后来上市的荣信股份回报更为惊人，该笔投资中深港产学研的回报超过50倍。
在一次电视访问中，厉伟谈到投资荣信股份的过程：“2000年3月，朋友找到我，说要介绍一个项目给我。当时该公司的销售额是300多万元，利润50来万，但有1000万的负债。投资荣信时我们刚开始大规模做风险投资，那时经验不足，胆子大。现在再遇到这种项目，依据经验真的未必投了。我们运气不错。”
2007年，尝到甜头的厉伟和罗飞又成立了松禾资本，如今深港产学研和松禾资本一共投资了40多家公司，已经上市的企业有7家。
创业板开板前夜，罗飞回忆起这些往事，语气淡定，“创业板是一场新戏的开始。我们这一行，永远预期下一个比之前的都更好，这支持我们不断去寻找企业。”
潮起潮落
深港产学研的起死回生，在风投行业的几番潮起潮落中实属寻常之事。
国家计委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立博士于2002年编撰的《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显示，1999年新增创业投资机构40家，2000年新增创投机构102家，存量猛增至201家，速度堪称空前。
2000年深圳创投公会成立的时候，有近50家创投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入会，而到了2001年，深圳设立的创业投资机构便有190多家。但到了2006年，深圳有经营活动的创投机构仅剩27家。
罗飞认为，中国的风投行业在10年内有过三次波动，1999年开始潮起，2003到2004年是最低谷，2006年到2007年又出现了第二波高潮，但2008年再度陷入低谷，现在随着创业板的推出，2009年又进入第三波热潮。
曾经位列深圳创投公会五家副会长级单位之一的二十一世纪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便是在第一轮大浪淘沙的浪潮中沉没。该公司于2000年6月在深圳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35亿元，由东北高速、招商证券、深圳市东大投资、上海港机和西安交大开元等共同投资兴办，一度风头很劲。
“公司的消失主要是由于战略定位的原因，并没有专注地做风险投资。”曾在该公司工作的中科招商副总经理谢勇说。
事实上，达晨创投也在这一波潮落时差点当了逃兵。达晨创投一位人士说：“2000年，达晨正式成立，因为电广传媒上市时募集了很多钱，当时创业板正好有风声说要推出，电广就决定搞创投。但从2001年到2003年，基本没有投资，员工也流失得差不多了，股东把创投公司账上的钱也抽走了一些。公司的管理层考虑转型做房地产或者做二级市场，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做。”
由于很长一段时间达晨的报表上年年都是亏损，达晨的母公司电广传媒已经通过决议，要把公司全部撤掉，幸运的是董事长龙秋云最后否决了这个方案。2004年达晨开始恢复投资，如今公司在首批报会的108家创业板申报企业中便投资了8家。
创投的命运转折发生在2005年4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出炉，创投从进入到退出有了完整实现的可能。时任深创投董事长的靳海涛兴奋地发表了一篇《创投的春天即将到来！》的文章。
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水龙这个时候还在深国投担任副总裁，当时深国投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人均创利润达到几千万元，可以说是全深圳收入待遇最好的企业之一。
但之前的一件偶发事件改变了他。“在2000年时碰巧投资了长园新材。当时深国投已经给长园新材贷款了300万美元，长园新材那时候正在改制。我在催款时就跟许晓文总经理说，不如转债为股，我们做个创投股东。经过内外协调，我们深国投最终给长园新材投资了4000万人民币，这家公司也于2002年在中小板成功上市，深国投的那笔钱最高市值时变成了16亿元。”肖水龙至今仍感到激动，“从债转股到企业上市，不过是三年时间，这笔钱就翻了几十倍，这让我感觉到了风投的魅力，思想上的冲击比较大。”
这样便有了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2007年底我正式从深国投出来，成立了创东方，当时感觉创业投资机会已经来临，一个是由于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有效募资和投资平台的出现；另一个就是国内资本市场基本完善，即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基本完成。”
达晨创投的一位人士介绍说，“2006到2007年又成立了一波创投公司，比如创东方、东方富海、迈瑞创投等。但2008年随着股市从6100点急剧下跌到1600点，又死掉很多。”
所幸的是这一次冬天并不漫长。
“一直到2009年第二季度，突然听说创业板要开了，大家还犹犹豫豫的，有点不太看好。”一位风投行业资深人士介绍，“但资金很敏感，最近风投企业的成立也很明显，热度越来越高，资金大量往里面涌，包括珠三角和长三角很多传统行业的民营资金，有些以往是从事房地产、酒店业甚至五金制造的企业。”
创业板首批28家企业上演的造富神话更是事实胜于雄辩。作为本年度苏州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之一，肖水龙前不久参加了苏州市第三届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的颁奖，30多个获奖者有20多岁刚刚回国的海归，也有50多岁下海的教授，很多获奖者公司都还没有成立，但已经表态公司发展目标就是要上国内的创业板，创新创业热情高涨。
“未来的2至3年是风投快速成长的阶段，创业板的示范效应太大了，这对中国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社会的建立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肖水龙说。
“风险投资是个非常复杂的行业，我们不能短期论英雄，至少要十年磨一剑。”复旦大学风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张陆洋说。
罗飞认为，在沉浮和波动中，本土的创投企业经过了洗礼，一会是热水澡，一会是冷水澡，抵抗力也会更强。中国创投业肯定比十年前更成熟，但要说已经长大了也不是，现在只能算是高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