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人士表示,去年不少PE之所以迟迟无法完成年检,主要是在“天凯”等案件发生后,天津相关部门为了整顿这些“打着PE名义从事非正规集资活动的基金”而采取了相应措施。5月上旬,因所谓“私募基金”骗走投资者辛苦钱,引发了通州群体事件。
在上述人士看来,这些“基金”案件频发,一方面受当时“全民PE”的狂热氛围影响,投资者警惕性较低;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监管尚未到位。如在整顿之前,这些“基金”往往就是以从工商部门获得的注册资格当作信用背书来诱导投资者。不过,通过去年的整顿,已经有不少PE出局,目前天津的政策环境已经能够有效地遏制此类情况的发生。
与天津处于整顿PE市场的状态相比,新疆、云南等地对PE则采取了“迎进来”战略,于是有大批PE开始“离津西游”。
知名PE人士郭卫峰表示,目前这些地方对于PE的优惠政策要远远超过天津,部分区域还提出“超常规发展PE行业”的口号。据介绍,一些地区对PE机构有着巨大的利益诉求。这不同于地方招商引资——需要拿大量的土地和优惠政策换项目,而引入PE机构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几乎是零投入高回报。按照现行税收政策,即使PE机构不在注册地投资,但只要PE产生了投资收益,就必须向注册地缴税。
以近两年引入PE较为积极的新疆为例,据自治区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新疆股权投资类企业增至606家,较2011年年底的330余家增长近1倍,对地方财税贡献份额却大幅增长近5倍。
而郭卫锋对此表示担忧,如果地方政府在政策监管方面没跟上,当地PE市场难免会出现像天津此前一样的状况。